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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芋记忆

＂快看看，快看看！袋子里有钱哪！＂老李家的喊声传来，我愣在院子里，手里还攥着嫂子塞给我的那杯热茶。

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却不全是因为这一九八四年的冬天。

那年我三十有二，在县印刷厂当校对，刚从流水线调到技术岗位，日子虽然不算富裕，但在单位分的十几平米平房里，和妻子柳淑芳也算安稳。

我出身农村，是村里少有的高中毕业生，靠着一张推荐信才进了县城这家国营印刷厂。淑芳是县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城里人，家里有三个妹妹，负担不小。

我们结婚三年，膝下尚无子女，但计划生育政策严，也不着急。单位里都说我们是般配的一对，她爱干净，我爱读书，日子平淡却也顺遂。

那天下午，天阴沉沉的，我趴在桌前校对一份教科书稿件，耳边是老式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联播》。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打开门，寒气扑面而来，门外站着我那在农村的弟弟王建生。

＂哥，我给你送红薯来了，今年的收成不错。＂建生把肩上的麻袋往地上一放，搓着冻得通红的手，咧嘴笑了。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棉袄，脚蹬一双沾满泥巴的胶鞋，脸冻得通红，鼻尖还挂着晶莹的鼻涕珠。这身打扮在县城里显得格外突兀，我连忙将他拉进屋。

＂你这娃子，大老远的，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一边责怪，一边给他倒热水。

屋里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那是父亲去世前一年照的，黑白照片已经有些泛黄。照片里，父亲坐在中间，母亲站在他身后，我和建生分立两侧，一家人笑得憨厚。

淑芳正在煤球炉上烧水，头也没抬，只是淡淡地说：＂又是红薯啊，家里还有呢。＂

我看了她一眼，她的语气里带着难以察觉的嫌弃。自从嫁给我，她就很少回我老家，每次去都嫌那里＂脏、乱、穷＂。

＂这是地里刚挖的，和集市上卖的不一样，沙甜沙甜的。＂建生搓着手说，眼睛却不停地瞟向那袋红薯。

＂来，喝口热水暖暖。＂我递给他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热气腾腾的开水。

他接过杯子，双手捧着，小口啜饮，眼睛透过水汽打量着我们的房间。虽然简陋，但在他眼里，这城里房子就是＂高档＂的了。

＂爹入土两年了，坟上的草长得老高。＂建生突然说，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听他提起父亲，我心里一阵酸涩。那年父亲因肺炎去世，我只回去奔了丧就匆匆回城，连守灵的三天都没待完。

＂嫂子身体好吧？孩子们还好？＂我岔开话题，问起他在家的情况。

＂都好着呢，都好着呢。＂建生连连点头，眼睛却看向窗外，落日的余晖透过窗户，在他脸上投下一层暖黄的光。＂三岁的梅梅认字挺快，五岁的小军跟着他爷学会了捉黄鳝。＂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一边聊着，我一边观察他。他的脸比上次见面又瘦了，棉袄领口露出的脖子像是一根枯树枝。

＂我得赶回去了，天黑了路不好走。＂建生匆匆起身，喝完最后一口水。

＂吃了饭再走。＂我拦他。

＂不了不了，家里等着做饭呢。＂建生一边说，一边朝门口走去，＂对了，红薯别蒸，要烤着吃，外面焦了里面才甜。＂

我把他送到院子口，想要多留他一会儿，可他执意要走。望着他单薄的背影消失在傍晚的巷口，我心里沉甸甸的。

回到屋里，淑芳已经坐在煤球炉旁缝袜子，她织毛衣的样子很认真，眉头微蹙，一针一线仿佛在绣一幅画。

＂你怎么不多留他吃顿饭？＂她头也不抬地问。

＂你刚才不也没留。＂我有些不满。

＂我哪知道你想留他？＂她放下针线，终于抬头看我，＂再说，家里也没准备什么好菜。＂

我不想跟她争辩，弯腰提起那袋红薯，却发现比想象中沉不少。

＂又是红薯，家里都快堆成小山了。＂淑芳嘀咕着，＂县城集市上一毛钱一斤，何必千里迢迢背来？＂

我想说点什么，电话铃却突然响了。是厂里通知，明天的印刷稿有问题，要我加班校对。

放下电话，我揉了揉太阳穴：＂又要加班，这月的杂志排期赶得紧。＂

＂那你快点弄。＂淑芳点点头，起身拿起那袋红薯，＂这个我送给老李家得了，他家孩子多，能吃完。＂

当时厂里任务重，我赶着校对明天要用的稿子，也就没多说什么。淑芳端着那袋红薯出了门。

屋里只剩下我和刺耳的电话铃声，还有桌上那盏昏黄的台灯。我拿起红铅笔，继续校对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完全没意识到这个平凡的冬日傍晚即将发生什么。

不料半个小时后，邻居老李气喘吁吁地敲开了我家的门，脸上神色复杂：＂王厂长，您快过来看看，这袋红薯里有东西！＂

我一头雾水地跟着他回到他家，只见他媳妇杨桂花正小心翼翼地从红薯底下掏出几摞用报纸包好的钱。

＂一共是二百六十块钱，＂杨桂花一边数一边说，＂差点当成红薯煮了。＂

她指着地上的一个搪瓷盆，里面已经放了几个去了皮的红薯。我的心猛地一沉，像是有人朝胸口重重打了一拳。那年月，二百六十块钱几乎是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了。

老李家的堂屋里贴着一张《唐山大地震》的电影海报，煤油灯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孩子们好奇地挤在一起，看着大人们的举动。

＂这钱是你弟弟特意放在里面的吧？＂老李递给我那几摞钱，＂你们兄弟感情真好。＂

我没接，只是呆呆地盯着那些钱。钱上还带着红薯的泥土气息，有些已经被薯湿气浸得微微发潮。

＂弟弟没说有钱啊。＂我喃喃道。

站在一旁的淑芳脸色刷地变白，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顾不得责怪淑芳，连忙向老李道谢，然后急匆匆地跑到街上，希望能追上建生。

县城的街道被暮色笼罩，残雪在路灯下发出惨白的光。偶尔有自行车铃声叮咚作响，却没有建生的身影。

我一路狂奔到长途汽车站，问了售票员，最后一班去乡下的车已经开走了。我在空荡荡的候车室里站了很久，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结。

回到家，淑芳低着头坐在炉子旁，眼圈发红：＂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有钱。＂

煤球炉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墙上的老式挂钟嘀嗒作响。我放下那几摞钱，叹了口气。

＂他特意从乡下背来，你连问都不问就送人。＂我忍不住责备她，＂农村人的心意，你从来都看不起。＂

＂我们日子也不宽裕，＂淑芳抹着眼泪辩解，＂三妹上中专要交学费，二妹生二胎要罚款，家里还欠着债...＂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家的日子比我们还难？＂我打断她，＂他们家有两个孩子要养，老房子年年漏雨，去年还遭了旱灾！＂

淑芳噤了声，只是低头抹眼泪。窗外，北风呼啸而过，吹得窗户格格作响。

房间墙上的日历翻到了十二月，上面印着一幅山水画，没有人去撕下来换新的一页。电视机上摆着我们的结婚照，那时的我们笑得多灿烂啊。

我坐在床边，翻看那些被报纸包裹的钱。最外层是去年的《人民日报》，里面是一层层整齐叠放的人民币，有的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损了。

夹在钱中间的还有一张纸条，我认出那是父亲的笔迹。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写着：＂老大，留着急用。＂

我的眼前一阵模糊。父亲一辈子没走出过那个小山村，认识的字不多，这短短几个字可能用了他很大的力气。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全是建生那双粗糙的手和瘦削的脸。

第二天天刚亮，屋檐下的冰凌在晨光中闪闪发亮，我就请了假，坐上了去乡下的班车。

班车很旧，座椅上的弹簧都顶出来了，一路颠簸。车上挤满了人，有的拎着城里买的东西，有的抱着大包小包准备进城卖。车窗外，田野覆盖着薄薄的白霜，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曳。

小时候，我和建生就是走这条路去镇上赶集，那时路不像现在是水泥的，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下雨天泥泞得难以行走。

二十里的山路，一站又一站，我的心越来越沉重。

下了车，还要步行三里才能到我们村。小路两旁的田地已经收割完毕，只剩下枯黄的秸秆。远处，炊烟袅袅升起，村子的轮廓渐渐清晰。

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了。有多久没回来了？自从父亲去世后，我就再没踏进过这片土地。不是不想，而是....我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建生家的房子在村子的东头，是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墙角透风，屋顶用茅草和塑料布修补过，看起来摇摇欲坠。

院子里，建生的媳妇王桂兰正在井边洗衣服，手冻得通红，却仍不停地搓着。看到我，她惊讶得差点摔了盆子。

＂大哥来了！快进屋！＂她连忙放下手中的活，擦了擦手上的水，把我往屋里引。

屋里很暗，一进门就能闻到霉味和老鼠屎的气味。火塘里燃着微弱的火，上面吊着一口黑乎乎的铁锅，锅里煮着稀粥，几乎看不见米粒。

建生不在家，桂兰说他一大早就去山里砍柴了。他们的两个孩子正坐在火塘边，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看到我这个＂城里叔叔＂，眼睛瞪得大大的。

角落里放着一个破旧的木柜，上面摆着几本发黄的课本，那是我念高中时用的，一直舍不得扔。柜子旁边是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碗，里面装着几个皱巴巴的红薯。

＂孩子们中午就吃这个。＂桂兰见我盯着红薯看，不好意思地说，＂今年收成不好，能有红薯就不错了。＂

我环顾四周，除了必要的家具，几乎看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墙上有个缝隙，寒风呼呼地往里灌，桂兰用报纸糊了一层，却还是挡不住风。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建生说不告诉你钱的事情，怕你不收。＂桂兰轻声说，＂那是爹临终前留下的，说是给你的＇救命钱＇。＂

＂救命钱？＂我喃喃重复着这个词。

＂爹说，城里人不容易开口，把钱放在红薯下面，等你发现了，也就不好推辞了。＂桂兰的声音哽咽了，＂家里虽然难，但那是爹的心愿，建生一直放在心上。＂

我低下头，不想让她看见我的眼泪。父亲去世那年，因为单位忙，我只回来奔了丧就匆匆离开。没想到老人家临终还惦记着我。

正说着，门口传来脚步声，建生扛着一捆柴火进来了。看到我，他愣在了门口，柴火从肩上滑落下来。

＂哥，你怎么来了？＂他结结巴巴地问，眼神闪烁，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走上前，二话不说把那几摞钱塞到他怀里：＂这是爹的心意，也是我的心意。你拿去给孩子们添置点过冬的衣服，把房子修修。＂

建生连连后退，拒绝接钱：＂不行，这是爹留给你的！＂

＂可我在城里有工作，有房子，＂我坚持道，＂你家里两个孩子，房子还漏雨。＂

＂我们不是讨钱的！＂建生突然提高了声音，脸涨得通红，＂我就是送个红薯，不是要你施舍！＂

他倔强的样子让我想起了父亲。多少年来，父亲就是这样，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让我这个读书人有面子。

＂这不是施舍，＂我缓和了语气，＂这是爹的钱，是一家人的钱。＂

兄弟俩僵持不下，最后桂兰出来打圆场：＂要不这样，钱留下，城里孩子上学用得着。但你得带些东西回去，地里刚挖的红薯还有一堆。＂

就这样，我们达成了妥协。临走前，建生非要再给我装了一袋红薯。

＂这次别再转送给别人了。＂他半开玩笑地说，眼里却带着泪光。

离开时，我站在村口回望。几十年如一日的贫穷，却挡不住骨肉亲情的赤诚。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贫穷却不卑微，困苦却有尊严。

回城的路上，车窗外白雪纷飞，我抱着那袋沉甸甸的红薯，思绪万千。

推开家门，淑芳正在摆弄她从集市上买来的小盆栽。看到我回来，又看到我手里的红薯袋，她愣了一下。

＂你真去乡下了？＂她放下手中的活，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红薯袋。

＂嗯，刚回来。＂我点点头，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他们家...还好吗？＂淑芳迟疑地问。

＂都很好。＂我淡淡地回答，不想多说。

淑芳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道：＂建生说什么了？他...他骂我了吗？＂

我看着她忐忑的样子，心里的气消了一大半：＂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再给我们装了一袋红薯。＂

淑芳的眼圈红了：＂对不起，我不该那么势利眼。＂

我摇摇头：＂城里乡下，其实都不容易。＂

那天晚上，淑芳破天荒地烤了红薯。煤球炉上，红薯皮渐渐焦黑，散发出甜蜜的香气。我坐在炉边，看着淑芳小心翼翼地翻动红薯，她的侧脸在炉火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柔和。

＂尝尝吧。＂她递给我一个烤得外焦里嫩的红薯。

我掰开红薯，热气腾腾的，甜香扑鼻而来。咬一口，软糯香甜，还带着一丝泥土的芬芳。这熟悉的味道一下子把我带回了童年。

＂好吃吗？＂淑芳试探地问。

＂嗯，比集市上卖的好吃多了。＂我点点头，＂小时候，每到冬天，爹都会在火塘里烤红薯给我和建生吃。＂

淑芳听我提起童年往事，难得地没有打断，而是认真地听着。

＂你知道吗，爹临终前留下二百六十块钱，让建生带给我。他把钱藏在红薯下面，就是怕我不肯收。＂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淑芳震惊地看着我：＂那么多钱？他们家...＂

＂他们家不容易，＂我接过她的话，＂房子还在漏雨，孩子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

一阵沉默后，淑芳轻声说：＂要不...我们寄点钱回去？＂

我看着她，心里泛起一阵暖意。也许她并不是真的势利，只是城乡差距、生活方式不同让她无法理解农村的生活。

＂不用寄钱，＂我摇摇头，＂他不会收的，倔得很。但过年时，咱们可以带些城里买不到的东西回去看看。＂

窗外，又一场雪无声地下起来了。我想着远在乡下的弟弟一家，想着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家，心中既酸楚又温暖。

两个月后，春节前夕，我和淑芳带着给孩子们的新衣服，给桂兰的绒线，还有一些城里的小零食，回到了老家。

建生一家人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孩子们穿着去年的旧衣服，却洗得干干净净。屋子虽然还是那么破旧，但被收拾得井井有条。

最让我惊讶的是，那个曾经漏风漏雨的房顶已经修好了，墙上的裂缝也被填补平整。

＂用爹的钱修的？＂我问建生。

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屋子不修，孩子们晚上睡觉能冻着。＂

我拍拍他的肩膀，什么也没说。有些情感，不需要言语也能传达。

那个春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吃着红薯，说着笑着，仿佛回到了小时候。淑芳也渐渐放下了城里人的架子，和桂兰坐在一起聊家常，孩子们在院子里打闹。

临走那天，建生和桂兰执意要送我们到村口。孩子们依依不舍地拉着我们的手，一直问什么时候再来。

＂春耕后，＂我答应道，＂春耕后一定来。＂

回城的路上，淑芳靠在我肩上，轻声说：＂原来乡下的日子也有它的好。＂

我笑了笑，握紧了她的手。

如今，每到冬天，我和淑芳总会烤红薯吃。那香甜的气味弥漫在屋内，让我想起远在乡下的亲人，想起那个藏在红薯堆下的爱与牵挂。

时光匆匆，日子在春播秋收中流转，但那份情谊，那份责任，却像红薯的根须一样，深深扎进了心里，绵长而韧性。

这不只是一种食物的味道，更是一种亲情的重量，一种血浓于水的牵绊，一种割不断的乡土记忆。

山芋的甜，是大地的馈赠；亲情的暖，是生命的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