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想结婚的女人01（仍想结婚的女人金奎善）

＂妈，这是我媳妇——小荷。＂那天，我把小荷领回家，母亲的眼睛忽然瞪大了。

年春天，我遇见了在街边摆摊卖花的小荷。

谁能想到，这个面容清秀的姑娘，会在一年后成为我的妻子，又在我们的婚礼上，揭开她不为人知的身世之谜。

县城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

三月底，街边的杨柳才刚抽出嫩芽，风里还带着丝丝凉意。

我骑着厂里配的二八大杠，从化工厂下班回家。

那年我二十六岁，在县化工厂当技术员，手里攥着一本磨得发毛的工作证，腰间别着铁饭碗特有的搪瓷缸子。

父亲是厂里的老工人，在机修车间干了二十多年，腰板已经有些驼了，手上全是机油洗不净的痕迹。

靠着父亲的关系，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才得以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国企。

＂县里的国企啊，多少人眼红！＂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让我既自豪又有压力。

就在县政府大楼旁的人行道上，我第一次看见小荷。

她蹲在地上，面前铺着一块带着补丁的蓝白格子塑料布，上面摆着几盆小小的绿植和几束包着旧报纸的鲜花。

那时街边摆摊刚刚兴起，县里的城管还不像后来那样严，三三两两的摊位零星分布在人流密集的地方。

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色棉袄，发辫上系着一根红色的发绳，像是农村姑娘常用的那种，低着头，安静得像一朵不起眼的小花。

我停下车，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鬼使神差地买了一盆文竹。

＂十块钱。＂她声音很轻，递过文竹时，我注意到她的手指修长但有些粗糙，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却没有那种城里姑娘喜欢的鲜艳指甲油。

＂这么贵？＂我皱了皱眉，心里盘算着，食堂一顿饭才五毛钱，十块钱都够买二十顿了。

那时我的月工资才七十多块，厂里的老师傅都说我是＂铁饭碗＂，上班能看报纸，下班有点心，逢年过节有福利，是多少人羡慕的＂公家人＂。

＂文竹养护不易，我养了大半年才长这么好。＂她抬起头，眼神里带着坚定，眉宇间透着一股子倔强，＂您要是觉得贵，可以去看看别家的。＂

不知怎的，我掏出那个父亲给我的黑色布钱包，数出十块钱递给她。

纸币上毛主席的头像有些褪色，但这可是我这个月仅剩的零花钱了。

回家的路上，我把文竹小心翼翼地放在车把手上，心里却纳闷：李大成啊李大成，你这是怎么了？

平时买东西可从来不是这么大方的主，厂里发的肥皂你不都舍不得用，一块掰成两半吗？

那盆文竹放在我宿舍的窗台上，成了我每天下班回来第一眼看到的东西。

我住在单位宿舍，六个人挤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里，上下铺的铁架子床，每人一个搪瓷脸盆和一个小方凳。

冬天煤炉烧得屋里烟熏火燎，夏天汗味和脚臭混在一起，全靠窗户那一丝风缓解。

文竹放在那窗台上，居然给这灰扑扑的宿舍带来了一丝生气。

也许是这个缘故，我开始有意无意地绕道那个路口，看看那个卖花的姑娘。

有时候刚发了工资，就买点什么；没钱的时候，就只是站在对面的烟摊上，假装抽烟，偷偷看她。

过了半个月，我又买了一盆吊兰。

她似乎认出了我，嘴角微微上扬：＂这种好养，只要八块。＂

她说话时眼睛忽闪着，脸上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

那一刻，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我心头荡漾。

就这样，我的宿舍窗台逐渐变成了一个小花园。

梳妆台上的牙膏从半管变成只剩一小截，我减少了食堂里的肉食，但花钱买花的习惯却越来越固定。

同宿舍的老王一边剔着牙，一边调侃我：＂大成，你小子什么时候爱上养花了？

那花草招蚊子不招蚊子？

咱们上班的人，哪有功夫侍弄这些玩意？

是不是看上卖花的姑娘了？＂

我嘴上否认，把脸埋在单位发的《工人日报》后面，心里却明白，老王说中了。

每次见到小荷，我心里就像打翻了蜜罐，又酸又甜。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小荷。＂她简短地回答，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荷花的荷？＂我追问。

那时我骑着自行车刚从县印刷厂给厂里取完油印宣传材料，顺路在她摊位前停下。

她点点头，又低下头去整理她的花草。

手指在花叶间穿梭，小心翼翼，像在抚摸珍宝。

＂我叫李大成。＂我自我介绍，腰板挺得笔直，生怕她看不起我，＂县化工厂的技术员。＂

听到＂化工厂＂三个字，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那是个好单位。＂她轻声说，手上却没停，继续修剪着一株绿萝的黄叶。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断断续续的交谈。

我得知她是从农村来的，租住在县城边缘的一个老旧小院子里，靠卖花草勉强维持生活。

每天天不亮就去花卉市场进货，然后摆摊到天黑，日复一日。

她说话不多，但每句都像是经过深思熟虑，让我忍不住想多听几句。

＂你家里人不担心你一个姑娘在外面？＂有一次，我问她。

当时已经是五月，天气渐热，她换上了一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晒得微黑的手臂。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没有家人了。＂

音量很低，像是从心底挤出来的。

那一刻，我心里一痛，想起自己虽然工作不如意，但好歹有父母疼爱。

而眼前这个瘦小的姑娘，却只身一人在这陌生的城市里打拼。

＂那......你中午在哪吃饭？＂我笨拙地转移话题。

＂有时候带馒头，有时候就在前面小摊买碗素面。＂她指了指不远处支着口大铁锅的面摊。

＂哦，那面我吃过，有点咸。＂我干巴巴地接话，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嘴巴。

她突然笑了，眼睛弯成月牙：＂是啊，得多喝水。＂

夏天来临时，我终于鼓起勇气约她看电影。

那是新上映的《红高粱》，县电影院挂着手写的大红海报，人满为患，我们挤在后排的角落里。

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去排队，才买到两张靠边的座位。

看电影前，我特意跑回宿舍换了一件厂里去年发的的确良衬衫，还在头发上抹了点老王的＂飘柔＂发蜡。

电影院里没有空调，只有几把摇头电扇嗡嗡作响。

荧幕上，姜文和巩俐的故事如火如荼，而我的心跳却快得像擂鼓。

小荷专注地盯着银幕，不时被剧情感动，眼圈泛红。

我时不时瞟她一眼，肩膀偶尔碰到她的，又立刻缩回去，傻得像个毛头小子。

散场后，我送她回家，那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几户人家合住，她租了最里面的一间小房。

院子里晾着各家的衣服，空气中弥漫着廉价肥皂的气味和煤油灯的焦香。

＂谢谢你送我回来。＂她站在门口，低着头说。

月光下，她的侧脸显得格外柔和，像是被镀上了一层银边。

＂小荷，我可以再约你出来吗？＂我的声音有些发抖，两只手在裤缝上蹭来蹭去。

她抬起头，眼睛亮亮的，像是盛满了月色，轻轻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断断续续的约会。

看电影、在县人民公园划船、一起在县供销社门口吃冰棍、去百货大楼的楼顶看夕阳，还有一起吃一碗县城最有名的＂李记牛肉面＂。

她总是穿着朴素，最常见的是那件浅蓝色衬衫配一条深色裤子，偶尔在特别场合会换上一条素色连衣裙。

说话不多，但每次见面都很准时，眼睛里有种坚韧的神采，让我越来越着迷。

渐渐地，我发现这个看似柔弱的姑娘内心深处有着超乎寻常的坚强。

她告诉我，她在花卉市场认识了几个老板，掌握了养花的窍门；

她自学了插花技巧，计划着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小店。

她的日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每种花的养护方法，还有每天的收支账目。

然而，当我把恋情告诉父母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

那天晚上，破天荒地在家吃了一顿饭。

母亲做了我爱吃的红烧肉和醋溜白菜，还用了半个月的肉票。

我鼓起勇气，放下筷子说：＂爸，妈，我谈对象了。＂

＂是厂办的小刘吧？我就知道！＂母亲眼睛一亮，搓着手笑道，＂上次厂里组织看露天电影，我就看她老往你这边瞟。＂

＂不是。＂我咽了口唾沫，＂是...县政府那个路口卖花的姑娘。＂

＂摆摊的？＂我父亲拍案而起，震得桌上的搪瓷碗都跳了一下，＂大成，你可是有铁饭碗的人！

厂里多少姑娘排着队想嫁给你！

办公室的小刘、食堂的大丽、厂长秘书小燕，哪个不比摆摊的强？

你怎么能找个摆摊的？＂

＂爸，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个体户怎么了？＂我试图争辩，＂不是说＇时代不同了＇吗？＂

＂个体户也分三六九等！＂父亲的脸涨得通红，抄起茶杯狠狠灌了一口，＂卖花的能有什么出息？

趁早断了这门子事！

你知道她家是干什么的吗？

知道她的底细吗？

现在外面的人什么样都有啊！＂

母亲则在一旁不停抹泪，拿起围裙擦着眼角：＂儿啊，你要是真想成家，妈给你介绍厂办公室的小刘，人家是高中老师的闺女，文化高，人也好...

你爸评上先进工作者，厂里说今年能分到一套六十平的新房，正好你结婚用...＂

我知道父母是为我好，但心里却固执地认定了小荷。

在我眼里，她比那些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厂里姑娘不知强了多少倍。

那段时间，我每天回家都要面对父母的轮番轰炸。

父亲以停发零用钱相威胁，母亲则以眼泪和身体不适来施压。

连厂里的同事都知道了这件事，背地里指指点点。

车间里，师傅们一边修理设备一边议论，声音故意放大让我听见：＂现在的年轻人啊，眼光不行，找对象只看表面，哪像我们那会儿，讲究门当户对......＂

最难熬的是那年中秋节。

我鼓起勇气带小荷回家吃饭，想让父母认识她，希望他们能看到她的善良和坚韧。

为了这顿饭，小荷特意买了一条素雅的连衣裙，头发也在县理发店做了个＂蓬蓬头＂，看起来清秀又大方。

她还带了自己精心养的一盆兰花，说是送给我母亲的。

母亲勉强做了一桌菜，面色凝重，全程几乎不说话。

小荷几次想帮忙，都被母亲冷淡地回绝了：＂不用，你是客人。＂

那语气分明在说＂你是外人＂。

父亲则一直皱着眉头，时不时用审视的目光扫过小荷，像是在寻找她的缺点。

问话也是夹枪带棒：＂你家是哪的？父母做什么工作？有兄弟姐妹吗？＂

小荷察觉到了气氛的尴尬，吃饭时几乎不敢抬头，手指紧张地绞在一起，饭只吃了小半碗。

临走时，她悄悄塞给我母亲一个精致的小包裹：＂阿姨，这是我自己做的香包，有安神的功效，听人说您睡得不好...＂

母亲硬邦邦地接过，勉强道了声谢，表情却依然冷淡。

回去的路上，小荷沉默了很久，最后轻声说：＂大成，也许我们不适合...＂

＂不，＂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他们只是不了解你，给他们一点时间。＂

但父母的态度并没有随着时间而软化。

父亲甚至威胁说要是我执意要娶小荷，就断绝父子关系，还要让厂领导给我＂做思想工作＂。

我被夹在亲情和爱情之间，痛苦不已，晚上睡不着，白天工作也心不在焉。

工厂的日子也不好过。

那年国家开始推行企业改革，不少老国企面临着转型或倒闭的压力。

车间里的大喇叭不再播放《东方红》，而是整天反复强调＂提高效益＂、＂减员增效＂。

厂里开始裁员，我作为年轻技术员虽然暂时保住了工作，但工资却几个月没发。

有天下班后，我发现厂门口聚集了一群下岗工人，他们举着手写的纸牌，上面写着＂还我血汗钱＂、＂工人要吃饭＂之类的字样，要求厂里发放拖欠的工资。

保卫科的人守在大门口，拦住那些情绪激动的工人，场面一度很紧张。

我混在人群中溜出去，心情沉重。

父亲那一代人原本以为进了国企就是一辈子的保障，谁知道世事变化这么快？

那段时间，是小荷一直在默默支持我。

她把摊位扩大了一些，除了花草，还卖一些简单的手工艺品，自己编的花篮和装饰品。

有几次，她悄悄塞给我几十块钱，说是借我的，等我工资发下来再还。

我虽然嘴上推辞，却不得不接受，因为连买一包香烟的钱都没有了。

厂里的食堂也开始实行付费制，不再是过去那种福利性质的低价饭菜。

那年冬天特别冷，刺骨的寒风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是被针扎。

小荷依然每天早出晚归地摆摊，现在不光有固定摊位，还拿了些花送到一些机关单位和商店门口寄售。

有一天，我发现她咳嗽得厉害，脸色苍白得像纸。

＂你生病了怎么还出来？＂我心疼地问，摘下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

＂没事，小感冒而已。＂她勉强笑笑，继续整理着花草，＂再说了，不出来谁给我挣钱啊？＂

我看着她冻得通红的手，心里一阵酸楚。

那天晚上，我冒着大雪去药店买了感冒药，又央求食堂师傅给我煮了一锅姜汤送到她租住的小屋。

屋里冷得像冰窖，她只有一个小小的电炉，散发着微弱的热量。

墙角结了一层薄霜，被子上也是湿漉漉的。

我帮她把药倒出来，又把姜汤一点点喂给她。

她喝了药，脸色略微好了些，眼睛却湿润了。

＂小荷，跟我结婚吧。＂望着她苍白的脸色，我脱口而出。

她惊讶地看着我，眼睛里闪烁着泪光：＂大成，你父母不会同意的。＂

＂我会想办法说服他们。＂我坚定地说，握紧她的手，＂我只知道，我这辈子非你不娶。＂

我是铁了心了，都做好了和父母断绝关系的准备。

就在我挣扎的时候，厂里来了个年轻的副厂长，据说是省化工集团派来的。

这位新领导带来了一些变革，让厂里的气氛为之一振。

他不仅解决了拖欠工资的问题，还引进了一些新设备，提高了产品质量。

我作为技术员，有幸参与了一些新生产线的调试工作，得到了他的赏识。

就在我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家里却传来了一个噩耗——我父亲突发脑溢血住院了。

那是个阴雨连绵的夜晚，我骑车赶到县医院，看到母亲蹲在走廊里哭得肝肠寸断。

＂都怪我！都怪我！＂母亲抓着我的手，泪流满面，＂你爸跟我吵架，说你的事，气得血压高，这下可好...＂

我心如刀绞，父子间虽有隔阂，但血浓于水的亲情怎能说断就断？

在医院守了一夜，父亲总算脱离了危险，但医生说恢复期至少要半年，而且要昂贵的药物和细心照料。

医疗费像是无底洞，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见了底。

我四处借钱，却总是杯水车薪。

正当我走投无路时，小荷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六百多块钱，塞到我手里：＂拿去给叔叔治病。＂

＂这...＂我惊讶地看着她，知道这是她多少个日夜摆摊的血汗钱。

＂拿着。＂她坚定地说，＂叔叔早日康复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刻，我心中对她的爱几乎要溢出来。

父亲病情稳定后，我鼓起勇气告诉母亲，是小荷的钱救了父亲的命。

母亲愣了愣，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次不全是悲伤的泪水。

当父亲转入普通病房，小荷来看望他时，母亲难得地给了她一个拥抱，虽然生硬，但已经是莫大的进步。

父亲虽然嘴上不说，但看小荷的眼神也柔和了许多。

就这样，在千般阻挠下，我们决定结婚。

没有订婚仪式，没有大操大办，就连结婚证都是趁着父母不知道的时候偷偷去领的。

婚礼定在年初春，寒冬刚过，万物复苏的时节。

由于父母的半推半就，我们只能在小荷租住的院子里摆了几桌酒席，请了几个要好的同事和邻居。

我执意要父母参加，在家门口恳求了整整一晚。

跪在那冰冷的地砖上，我倔强地说：＂爸，您的病还没好利索，这个家离不开您的主心骨。

不管您认不认这个儿媳妇，她都是帮了咱家大忙的人。

今天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日子，您不来，我这婚结得有什么意思？＂

最终，在母亲的软化下，父亲勉强同意来参加，但脸色依然难看。

婚礼那天，小荷穿着一件普通的红色连衣裙，不是现在流行的那种婚纱，而是一件朴素的旗袍式样的裙子。

头上别着一朵小小的白花，素面朝天，没有浓妆艳抹，美得让我心跳加速。

她像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纯净而坚韧。

简陋的仪式在院子里举行，老式录音机放着《喜洋洋》的曲子，邻居们帮忙打来了几桶井水，院子里支起了几张方桌，上面铺着红色的塑料桌布。

按照传统敬茶，当小荷跪在我父母面前，奉上一杯热茶时，我看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爸，妈，请喝茶。＂她声音轻柔但坚定，眼中带着真诚的敬意。

就在父亲勉强接过茶杯的那一刻，院子的大门被＂咣＂地一声推开，门外突然闯进来一群人。

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身后跟着几个衣着光鲜的年轻人。

＂找到你了，玲玲！＂那个男人大声喊道，声音洪亮，震得院子里的麻雀都惊飞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们，再看小荷——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像是见了鬼一般。

＂爸...爸？＂她颤抖着站起来，捧着茶杯的手一抖，热水洒在了她的手上，她却浑然不觉。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只有录音机里还在欢快地播放着喜庆的音乐，显得格外突兀。

＂玲玲？＂我茫然地看着小荷，大脑一片空白，＂你不是叫小荷吗？＂

小荷——或者说玲玲——眼中含泪，转向我：＂大成，对不起...我叫程玲，小荷只是我用来摆摊的名字。＂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是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

她的父亲大步走上前，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锃亮，拉住她的手：＂玲玲，你知道我们找你找得多辛苦吗？

你大学还没毕业就离家出走，害得你妈整天以泪洗面！

我们找遍了大半个中国，差点报警了！＂

大学？

我更加茫然了，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小荷说她只念过初中啊，农村姑娘能念完初中就不容易了，哪来的大学生？

＂我...我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她低声说，眼泪顺着脸颊滑下，沾湿了红色的旗袍领子。

我父亲此时站了起来，拄着拐杖，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切：＂程...程总？

您是南方化工集团的程总？＂

那个被称为程总的男人这才注意到我父亲，仔细打量了一下，脸上从惊讶转为释然：＂您是...＂

＂我是贵集团县化工厂的李师傅，＂我父亲卑微地搓着手，脸上的表情几乎是谄媚的，＂车间机修组的，没想到...没想到您是小荷，不，是程小姐的父亲？＂

南方化工集团？

那可是我们县城化工厂的上级单位啊！

是全省最大的化工企业，连县长见了它们的人都得客客气气！

院子里一片哗然，宾客们交头接耳，眼神中充满了探究和八卦的兴奋。

＂成子媳妇是大老板的闺女？＂＂原来是大学生啊？＂＂我就说呢，说话那么文气......＂

一时间，宴席上乱成一团。

我站在那里，只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身边的一切仿佛在旋转，我看到母亲呆若木鸡的表情，看到父亲突然恭敬的态度，看到同事们惊讶的目光。

最让我痛苦的是，我看着小荷，心中翻江倒海，不知该相信什么。

她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隐瞒身份？

为什么要装作无依无靠的样子？

我认识的那个卖花姑娘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她？

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她接近我，是因为我在化工厂工作吗？

是她父亲安排的卧底吗？

在一片嘈杂中，小荷哭着跑了出去。

我下意识地追上去，在院子的枣树下拉住了她。

春风吹拂着树上初绽的花朵，像是在嘲笑我这个被蒙在鼓里的傻子。

＂为什么要骗我？＂我的声音里充满了受伤和愤怒，手紧紧抓着她的手腕。

她抬起泪眼看我，那双我曾经深爱的眼睛此刻显得那么陌生：＂我没有骗你...我只是没有告诉你全部真相。＂

＂那什么是真相？＂我几乎是吼了出来，喉咙像是撕裂般疼痛，＂你到底是谁？＂

＂我是程玲，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是南方化工集团总经理的女儿。＂她深吸一口气，声音颤抖但坚定，＂两年前，我受不了父亲安排的所谓＇门当户对＇的相亲，从南京跑出来，想体验普通人的生活。

我来到这个县城，就是因为知道父亲的集团在这里有下属工厂...＂

＂所以你接近我，是因为知道我在化工厂工作？＂我感到一阵心口刺痛，像是被人捅了一刀，＂是不是你爸安排你来看我们厂子的？！＂

＂不！＂她激动地摇头，眼泪飞溅，＂遇见你是意外。

我从来没想过会爱上你，但那天你买了我那盆文竹，之后又一次次来找我，我...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我被你的单纯和善良打动了，大成。

你是第一个不在乎我是谁，只是真心对我好的人...＂

我无言以对，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

过去一年多的点点滴滴在脑海中闪现——她在雨中为花草挡雨的身影，她生病时固执地摆摊的倔强，她省吃俭用却把钱借给我的慷慨...

这些都是假的吗？

这时，程总和我父亲一起走了出来。

父亲的脸色已经从刚才的震惊变成了谄媚的笑容，腰杆也不那么挺了，在程总面前弯着腰，像是一根被风吹弯的芦苇。

＂李师傅，您说您儿子是我们厂的技术员？＂程总问道，声音温和但带着一股上位者的威严。

＂是啊，程总。＂我父亲点头哈腰，一反方才的傲慢，＂我儿子大成虽然只是高中毕业，但勤奋上进，是厂里的骨干...

新厂长还特别器重他呢，说是要培养重点对象...＂

听着父亲的溜须拍马，我心里一阵羞耻和难堪。

程总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冷静而锐利，像是在评估一件商品：＂就是你，娶了我女儿？＂

＂是...是的。＂我强迫自己挺直腰杆，尽管内心惶恐不安。

程总转向女儿：＂玲玲，这就是你选的人？＂

小荷倔强地挺直腰杆，擦干眼泪，声音坚定：＂是的，爸爸。

我爱他，不管他是谁。

他不像那些你给我介绍的富家子弟，只会吹嘘家产和背景。

他善良、朴实、有担当，即使生活艰难也不向命运低头。＂

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我的新娘，那个我以为贫困潦倒却坚强不屈的姑娘，原来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小姐？

而我，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人，竟然阴差阳错地成了她的丈夫？

这是天上掉馅饼还是我正在演一出荒谬的闹剧？

＂程总，要不...要不我们把婚礼重新办一下？＂我父亲讪笑着提议，搓着手，眼中闪烁着谄媚的光，＂这次得体面一点，配得上您的身份...

我们大成配不上程小姐，但他会好好对她，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不必了。＂程总出乎意料地摆摆手，神情复杂，＂既然证都领了，那就这样吧。＂

他严肃地看着我，眼神中是审视和某种我看不懂的情绪：＂年轻人，我女儿从小娇生惯养，这两年能在外面坚持下来，已经让我刮目相看。

如果你真心对她好，我不反对这门婚事。

但如果你敢辜负她...＂

他没有说完，但威胁的意味已经很明显了。

我愣住了，不知该如何回应。

这是不是一场噩梦？

如果是，为什么我醒不过来？

我看向小荷，不，程玲，她是我爱的人吗？

还是一个陌生人？

这时，小荷走到我身边，轻轻握住我的手。

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带着常年插花留下的小伤痕，这一点倒是没变。

＂大成，我知道我欺骗了你，你有权生气。＂她柔声说，声音里带着歉意和恳求，＂但我对你的爱是真的。

这两年在外面生活，我学会了独立，也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你爱的是那个卖花的小荷，而不是南方化工集团总经理的女儿程玲，我明白。

如果你不能接受真实的我，我可以理解...

但请给我一个机会，证明我的心。＂

看着她含泪的眼睛，我突然想起了那个雪夜。

她病得脸色苍白却依然坚持工作的样子；

想起她省吃俭用却偷偷资助我的心意；

想起她面对父母冷眼时的坚韧...

这些都是真实的，不是吗？

无论她叫小荷还是程玲，那些经历，那些瞬间，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你还是那个在街头卖花的小荷吗？＂我轻声问，声音有些哽咽。

＂是的，我永远是那个小荷。＂她坚定地说，泪水滑过脸颊，但眼神坚定，＂只是现在，你也知道了程玲的故事。＂

那一刻，我看着她的眼睛，看到了我熟悉的那个倔强又温柔的灵魂。

我深吸一口气，紧紧握住她的手：＂那我愿意同时爱上小荷和程玲，因为她们都是你。＂

周围的人群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像是看完了一场精彩的戏剧。

婚礼继续进行，尴尬的气氛渐渐被热闹所代替。

程总提议加开几桌，我却坚持按原计划进行，不想因为他的出现而改变这场朴素的婚礼。

他似乎对我这种坚持有些意外，但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

我父母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小荷嘘寒问暖，恨不得把她当成宝贝供起来。

母亲拉着她的手，满脸慈爱：＂闺女啊，早知道你是大学生，我们就不会...哎，你别怪我们，我们也是为大成好...＂

这种虚伪的态度让我感到一阵羞耻，但小荷却善解人意地回应：＂妈，您别这么说。

我理解您的心情，换作是我，可能也会担心自己儿子找了个不明来历的姑娘。＂

午饭后，程总和我促膝长谈，询问我的工作和未来规划。

我们坐在院子角落的石桌旁，他点了一支烟，递给我一支，我婉拒了。

＂你不抽烟？＂他有些意外。

＂戒了。＂我简短地说，＂厂里经费紧张，发不起烟了，索性就戒了。＂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诚实，这很好。

那么，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规划？＂

我犹豫了一下，决定说实话：＂其实，我一直想进修化工专业知识，但没有机会。

现在厂里效益不好，我最大的愿望是保住工作，让小荷...程玲过上稳定的生活。＂

程总点点头，眼神中有了一丝赞许：＂我可以安排你去集团总部培训，如果表现好，可以考虑提拔。＂

我感激地看着他，又有些迟疑：＂我不想靠关系...＂

＂这不是关系，是机会。＂程总拍拍我的肩膀，眼里带着欣赏，＂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而你，看起来就是那种会抓住机会的人。

况且，玲玲选的人，应该不会太差。＂

晚上，当所有宾客都离开后，我和小荷终于有时间单独相处。

她换回了那件普通的蓝色棉袄，在小房间里安静地整理着今天收到的礼物。

看起来又变成了那个街头卖花的姑娘，但我知道，一切都不同了。

＂对不起，让你卷入这样的闹剧。＂她歉疚地说，拨弄着手中的红包，神情有些恍惚。

我摇摇头，拉着她坐下：＂现在，可以告诉我全部真相了吗？从头开始。＂

她默默点头，整理了一下思绪，开始讲述她的故事。

她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化工集团的掌舵人，母亲是大学教授，从小她就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

但随着年龄增长，她越来越厌倦那种被安排好的生活——学钢琴、学小提琴、学英语，上最好的学校，交最＂合适＂的朋友。

＂二十岁那年，父亲要我和一个从没见过的商人儿子相亲。＂她轻声说，眼神飘向远方，＂那个男孩家里在香港有产业，父亲觉得这是个好联姻。

那天，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从来不属于自己。

所以我逃了出来，只带了一点积蓄，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她选择了这个小县城，因为知道父亲的集团在这里有下属工厂，但同时又足够偏远，不容易被发现。

靠着打零工维持生活，后来偶然发现了卖花的生意，因为从小就喜欢花草，便开始在街头摆摊。

＂那段日子很苦，但也很充实。＂她微笑着说，眼中闪烁着光芒，＂我第一次知道赚钱有多难，也第一次体会到劳动带来的满足感。

没有人因为我是谁家的女儿而对我另眼相看，一切都靠自己的双手。＂

＂那为什么用＇小荷＇这个名字？＂我好奇地问，看着她，发现她的笑容还是那么熟悉。

＂因为《爱莲说》里的那句话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向往，＂我想做那样的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保持本心。

而且，荷花的茎杆很有韧性，看起来柔弱，却能支撑起美丽的花朵。＂

我默默握紧她的手。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眼前这个女孩无论是程玲还是小荷，都是那个我深爱的人。

她的勇气、坚强和纯真，不会因为身份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我该叫你小荷还是玲玲？＂我半开玩笑地问。

＂在家里，你可以叫我玲玲。＂她靠在我肩上，眼睛亮亮的，＂但在外面，我还想做那个卖花的小荷。

那个小摊，我不想放弃。＂

＂你父亲会允许吗？＂我有些担忧，毕竟程总看起来不像是能接受女儿在街头摆摊的人。

＂他必须接受。＂她调皮地眨眨眼，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再说了，那可是我们相识的地方，有特殊的意义。

而且，我想证明给他看，我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做成一些事情。＂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

程总信守承诺，安排我去集团总部学习，不过我坚持从基层做起。

半年后，靠着自己的努力和知识，我被调入技术研发部门，参与了一个新型环保材料的研发项目。

小荷——我在心里依然这么称呼她——放弃了大学学业，但通过自学获得了园艺设计的资格证书，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店，那个街头摊位也一直保留着。

我们搬进了一套小两居，不算豪华但温馨舒适。

虽然程总提出要给我们买更好的房子，但我们都拒绝了，坚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

每天早晨，她都会早起给院子里的花浇水，然后准备简单的早餐。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桌上的花瓶里，那里插着她亲手剪的几枝野花，朴素而美丽。

当年那盆文竹，如今已经长得枝繁叶茂，盘根错节。

它见证了我们的相识、相知和相守，也见证了一个关于隐藏与揭露、误解与理解的爱情故事。

我的父母渐渐也接受了这门婚事，不再总是提起小荷的背景。

父亲在程总的安排下去了省城最好的医院治疗，恢复得不错，虽然左腿还有些不灵便，但已经能自己去厂门口的小公园下象棋了。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天我没有停下车买那盆文竹，如果小荷没有选择在那个路口摆摊，如果我们的生活轨迹没有在那一刻交汇，今天的我们会在哪里？

但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与必然的交织。

而我，一个普通的工人，有幸遇见了一个为了寻找真实自我而放弃优越生活的姑娘。

我们在彼此的世界里找到了归属，这大概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

五年后的一天，小荷的花店已经在县城小有名气，她培育的几种花卉还获得了省级农业展的奖项。

我在集团的工作也步入正轨，带领团队开发的环保材料获得了国家专利。

那天下班回家，看到小荷正在整理一本相册。

她翻开其中一页，指着我们婚礼那天的照片，笑着说：＂看，那天多么混乱，却是我最珍贵的记忆。＂

照片上，她穿着那件朴素的红裙子，我西装革履却紧张得像个高中生，两人手拉着手，笑得那么灿烂。

如今，每当有人问起我们相识的故事，我总是笑着说：＂年，我娶了路边摆摊的姑娘为妻，婚礼那天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但无论她是谁，我爱的始终是那个在风雨中依然坚强的小荷。＂

而她则会调皮地接上一句：＂其实我最开始卖给他的那盆文竹，只值五块钱。＂

每当此时，我们相视而笑，眼中是彼此都懂的深情。

人生如梦，而我的梦，正在手中。

那盆文竹依然在我们家的窗台上，年复一年地生长着，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历经风雨，却始终坚韧。